民进前辈与民进成立 | 徐伯昕：其执事敬 其与人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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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语——
近期，民进中央研究室联合“民进网”推出“民进前辈与民进成立”系列文章，和大家一同回顾那段历史，感受前辈们的精神和风范，在正道上行稳致远。今天推出第八期，讲述徐伯昕与民进成立的故事。
其执事敬 其与人忠
——徐伯昕与民进成立
徐伯昕（1905—1984）是民进创始人之一，出版家。曾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；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，政协第四、五、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；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，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，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，第六、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。
徐伯昕是江苏武进人，幼年家境清贫，靠父亲教书和务农为生。1917年初小毕业后，考入县城“市立第二国民学校”。学校教学中全面推行和实施新学教育，使徐伯昕树立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、奋起图强、振兴中华的思想。他为人朴实，言语不多，但思想进步，有感召力，常在同伴间宣传反封建的思想。
1919年，徐伯昕从市立第二国民学校毕业。因家庭境况不能继续求学，在师长的推荐下，辗转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半工半读。中华职业学校是黄炎培等进步人士于1918年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。徐伯昕在这里刻苦攻读，学习美术设计、机械制图等专业知识。
此时，国家多难，徐伯昕也开始参与争取民族自救和解放的活动。1923年2月 “二七”铁路大罢工爆发，他和同学参加了上海各界举行的罢市、罢课等声援活动。7月，他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毕业。先在中华职教社职工教育馆负责图书工作，后转为职教社的练习生。
//携手韬奋 筚路蓝缕搏“生活”//年轻时的徐伯昕（左一）
徐伯昕与邹韬奋同年进入中华职教社工作。1925年10月，徐伯昕开始负责职教社机关刊物《生活》的出版、发行及广告工作。次年10月，邹韬奋接任《生活》周刊主编。两人从此携手并肩，共同经营《生活》周刊，后又共创生活书店。当时，《生活》周刊办公室设在上海辣斐德路442号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。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满，几无转身之地。邹韬奋任主编，徐伯昕总揽了除会计外，刊物的经营管理包括推广、发行、广告总务等余下的全部工作，此外还有一个会计孙梦旦是兼职，是一份“两个半人起家的事业”。极端困苦的条件下，怀着“竭诚为读者服务”的信念，邹韬奋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主导内容，徐伯昕多方设法，密切配合以扩大发行。为节省经费，徐伯昕自行创作插图、广告画。他设计的广告式样新颖多变，“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”，各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、制作，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。至1931年，《生活》周刊从最初八、九百份的印数发展到超过十五万份，创下民国时期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，也创下直至被封停刊，8年从不脱期的出版史话。
《生活》周刊
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，1932年7月，在《生活》周刊的基础上，他们创办了生活书店。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，生活书店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革命书籍，含《全民抗战》等战时刊物和丛书近百种，成为当时书刊市场上战时读物的主要供应者。上海“孤岛时期”，徐伯昕明知当时不能出书，仍用预付稿费的方法，“负担他们已经断绝生计的生活”，接济那些坚持不与日伪为伍的作家。抗战胜利后，徐伯昕领导复业的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的马列毛泽东的著作，韬奋等论民主宪政法律的书籍。1941年12月，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各地生活书店，徐伯昕写下长文《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》，控诉当局的迫害。最终除重庆总店，国内各分店都被查封或被勒令停业。
//主持创办《民主》周刊 为创建民进奠基//由于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查封，邹韬奋远走香港，后于1944年7月去世。徐伯昕一人承担起生活书店的重任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徐伯昕回到上海，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，并约请郑振铎主编一份具有《生活》传统的周刊。刊物以“阐扬民主思潮，促进国内和平，评析重要时事，介绍最新学术”为宗旨，于1945年10月13日创刊，定名为《民主》。徐伯昕邀约郑振铎任刊物主编，马叙伦、周建人、许广平、董秋斯、罗稷南为编委，蒋天佐、艾寒松、郑森禹等任编辑。创刊号上，刊载了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和《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》一文，还刊登了马叙伦的《思想解放》、周建人的《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》和许广平等人的二十篇文章。《民主》和《周报》《文萃》一起，被誉为国统区的“三大民主刊物”。
《民主》周刊
《民主》有一个强大的作者阵营，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，如马叙伦、周建人、许广平、柯灵、李平心、严景耀、傅雷等等。为了互通消息，及时研究时局，商讨斗争策略，由徐伯昕出面联系，《周报》《民主》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，每两周定期聚会座谈。周建人曾回忆:“我们（指自己与徐伯昕、郑振铎等人）还经常在一起聚会，有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，有时座谈当时政治形势，研究民主运动的开展。后来由个人发表文章发展到联合署名发表文章，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。……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越来越严重，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参加民主政治的权利。我们为了进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，酝酿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。”
1945年12月30日，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，徐伯昕与马叙伦、王绍鏊、周建人、赵朴初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。1946年1月4日，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，徐伯昕被推为出版委员。2月3日，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，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，出版部由徐伯昕负责。3月17日，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，徐伯昕增选为理事，并在随后召开的理事会议上被任命为出版委员会主任。
//民主活动的筹划者和宣传者//民进成立后，徐伯昕积极参与民进的各项工作。1946年2月，上海各民主团体决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委员会，马叙伦、徐伯昕等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委员。经过周密筹备，5月5日，民进与上海各界52个团体组织共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人团联”），马叙伦、徐伯昕、林汉达、周建人等29人被选为理事。6月8日，民进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、陶行知、王绍鏊、罗叔章、徐伯昕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、马歇尔、民盟、青年党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，呼吁停止内战。为呼吁和平，人团联决定推派和平请愿团赴南京面见蒋介石等人，并发动一场反内战大游行。活动的筹备过程中，徐伯昕几乎每次开会必到，提出了很多务实的建议，如：为预防特务捣乱，游行队伍应由年轻力壮的学生队伍担任开路先锋，游行路线要经过国民党市政府大楼，要求吴国桢出面接见等等。6月23日，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，徐伯昕也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及反内战大游行。“六二三”下关事件发生后，徐伯昕和沈钧儒、陶行知、沙千里、史良等向请愿团代表发去声援电：“一息尚存，誓必为先生等后盾。”
与此同时，徐伯昕、郑振铎等人主持的《民主》周刊不仅大量刊载民进同仁及民主人士的政论文章，还配合民进活动及各界爱国民主运动做了大量报道，实际上起到了民进喉舌、民主先锋的作用。许广平记录被日寇抓捕入狱情况的《遭难前后》，杨明的《韬奋的流亡生活》，都连载在《民主》上；《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》也发表在《民主》第十四期上。针对警员警管区制、重庆较场口事件、南通惨案、“六二三”下关事件、李闻惨案以及国民党搞“假谈真打”的阴谋等等，《民主》都及时作了报道和揭露。因此，《民主》饱受当局的嫉恨与迫害，终于在1946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，共出版五十四期。
1948年，沈静芷、黄洛峰、徐伯昕（从左到右）在香港主持三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。
1947年2月9日，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召开，徐伯昕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。此时国内的形势已极为严峻，徐伯昕于7月离沪赴港，主持筹建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事宜。马叙伦、王绍鏊等人来港后，徐伯昕同他们一起恢复了民进理事会的工作，并参与筹建了民进港九分会，继续为民主，为解放，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奔走奋斗。
来源：民进中央研究室
民进前辈与民进成立系列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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